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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海中学纪念“一二九”主题活动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19-12-10 录入:王秀燕 浏览次数:1597

 

                              在宁海中学纪念“一二九”主题活动上的发言

 

何吉林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我作为宁海中学(即原南京中学)老校友的后代,受邀参加纪念“一二九”的活动,感到非常荣幸。

我父亲在南京中学期间,热爱学习,他后来能考上清华大学,基础就是在南中打下的。可是当时正赶上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他更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不满,与南中一批爱国青年相约,毕业后不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的南京上大学。

在清华学习期间,他依然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他的一项实验心理学发现,就刊登在《美国心理学报》上。但当时日本加紧侵略步伐,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使“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我父亲毅然投入到“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参加了共产党,并担任北平学联的常委。“七七事变”后,他作为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的负责人,曾被国民党军警关押七天,营救出狱后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1949年的全国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是确定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会议。南中校友曾联松设计了国旗方案。我父亲作为政协代表,参加了关于共同纲领,以及国旗、国歌、国徽等重大事项的审议和批准工作。宁海中学至少有两位老校友为开国大业作出了贡献,这是学校的光荣。

我父亲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任学生部和少儿部长期间,建立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为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工作奠定了基础。亿万少年儿童都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胸前曾经飘扬着的鲜艳的红领巾,他代表着无数革命先烈,也包括“一二九”的先辈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已经过去84年了,今天我们纪念它,应当从当年的运动中感受和继承什么呢?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前几年,由“一二九运动”参加者的后代们发起,编写一本《唤起全民族的抗战 — 一二九运动人物记》的书,征集到278位“一二九”参加者的事迹。我参加了全书的三轮审稿,并接触到大量“一二九”的史料。从中我有两点深刻的感受与老师和同学们分享:

第一点感受,是当年“一二九”学生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当年能上清华、燕京等一流大学的学生,大多不愁吃、不愁穿、有书读,甚至还能出国留学。但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舍弃个人的小利,而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这种历史担当精神是值得后辈永远传承的。比如我父亲在“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只差体育两个学分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这对在中学时就是田径全能运动员的他并非难事。是拿到个人的两个学分重要?还是挽救国家的命运重要?他毅然选择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后来才补开了清华的肄业证书。还有我父亲在南中和清华的好友薛公绰,他当时已经考上研究生,家里也给他准备了出国留学的经费,但是他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腐败,为了国家的前途,他舍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后方安逸生活,毅然跑到延安,成为八路军队伍中难得的高级医疗卫生人才。当年“一二九”的热血青年,不仅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解放后清华、北大等重点院校的校长都是“一二九”的骨干。他们那一代年轻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艰苦卓绝地奋斗了一生,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崇敬和继承的。

第二点感受,就是学生运动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走上正确的方向。大家都知道,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对外胜利的战争。毛泽东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对抗日战争所起的伟大作用是:为抗战准备了思想、人心和干部,与“五四运动”的意义同样重要。这个历史作用不是学生运动自发产生的,而是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结果。以往的许多回忆文章和教科书在介绍“一二九”时有一个不足,侧重于反映学生反抗国民党军警镇压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和爱国精神,而没有充分反映党对运动方向的引导和纠偏。1983年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党校成立“一二九研究班”,我父亲作为骨干参加了全过程。经过当年“一二九”的各校骨干们共同努力,历经两年编写出《一二九运动史要》一书,对当年的运动做了深入的总结。从这本关于“一二九运动”的权威著作中可以看到,当年是北平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北平学联,通过学联领导了12.9和12.16两次震动全国的游行请愿。游行之后,当学生们提出“下一步向何处去”的时候,又是党领导平津地区学生下乡进行抗日宣传,使当地的老百姓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中觉醒过来,为日后遍布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许多学生正是通过下乡,看到农村的极端贫穷和落后,树立了跟共产党抗日和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和信仰。当国民党政府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镇压,逮捕爱国学生时,学生中产生了“左”的急躁情绪,喊出了“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与华北行政长官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后,纠正了学生运动中的偏差,提出了“拥护宋委员长和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这个策略的转变提高了学生的政策水平,激励了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取得了在“卢沟桥事件”中英勇杀敌抗击侵略的积极效果。当清华学生支部书记杨学诚和民先总队长李昌,代表北方学生参加延安党的工作会议时,反映了学生们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的不满情绪,主张再来一次“一二九”大示威游行。毛泽东同志耐心地向他们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反对打内战,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两位学生代表接受了党的正确主张,并在学生运动中加以贯彻,使“一二九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二九运动史要》中总结的这个最总要的历史经验,值得今天的青年学生们牢牢记取。

记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就教育我:不要只会破坏,要学会建设,破坏很容易,而建设很难。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新时代,我希望宁海中学的同学们都立志做一个合格的建设者,继承“一二九”先辈们的遗志,肩负起历史赋予你们的重任,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能够自傲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强国而努力学习和奋斗!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2019-12-9)

 

 

 

何吉林简历

 

1965年至1970年  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

1970年至1980年  在哈尔滨铁路局工程队劳动锻炼和直属通信段工作

1980年至1994年  在吉林大学电子工程系任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1994年到上海,先后在国企、外企和民营企业担任管理工作,退休后担任科博达公司高级顾问。)

 

 

何礼(何维登)简历

 

1912年1月27日生于云南省建水县,原籍四川省郫县。

1929年1月至1932年7月,在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高中部学习。

1932年9月至1937年7月,在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心理系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学联常委。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中共南方局、延安中央青委和东北解放区从事青年运动和学生教育工作。

1949年6月至1953年4月,任团中央第一任学生部部长和少年儿童部部长,兼任《中国少年报》第一任社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并做了《少年儿童队工作报告》,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个《中国少年儿童队章程草案》,为少年先锋队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常委,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的第一届委员。

自1953年5月起,先后在清华大学、教育部和吉林大学担任领导工作。)

1983年3月至1985年2月,参加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的“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负责编写《一二九运动史要》的工作。

1986年7月5日,因心肌梗塞病逝于长春,享年74岁。遵照何礼生前遗愿,其遗体的部分器官(大脑和心脏)献给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为发展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最后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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